吕德文:大城市战略下,小城镇向何处去

2017年08月04日 00:23  来源:环球网

导读:前几天有媒体刊文回顾中国“小城镇兴衰简史”,慨叹小城镇在大城市的扩张下,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。一方面,今日中国城市化的成功,虽直接源自大城市、大产业拉动,但其社会基础却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实践密切相关。

前几天有媒体刊文回顾中国“小城镇兴衰简史”,慨叹小城镇在大城市的扩张下,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。笔者最近恰好在无锡、苏州调研城乡关系问题,在“苏南模式”的发源地重温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“小城镇、大问题”,感慨颇多。因此,笔者试图借此机会就“小城镇向何处去”的话题做初略探讨。

到2016年为止,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,城镇化率已达57.35%,其中大多数城镇人口居住在大中小城市。据统计,中国人口百万以上城市已达142个,其中人口千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。这意味着,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成为推动今日中国城镇化的火车头。不过,就此认定小城镇已经衰微,并否定费先生“小城镇、大问题”的理论和现实意义,却言之过早。

一方面,今日中国城市化的成功,虽直接源自大城市、大产业拉动,但其社会基础却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实践密切相关。笔者近日对当年乡镇企业最辉煌时期的“神州第一郊”无锡市滨湖区(原无锡郊区)的调研发现,当年的“小城镇”至今仍在支撑着城市化这个“大问题”。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化的实践,使当地农民在“离土不离乡”的情况下实现了“进厂不进城”。当地绝大多数农民虽有“农民”身份,却早已习惯工厂生活,早已享受与普通农民不一样的社保待遇。并且,早在上世纪90年代,当地便通过村镇建设让农民过上了与城市无异的生活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,乡镇企业虽然失去了中国经济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的地位,但当年发展乡镇企业遗留下来的建设用地、厂房等要素,却为村集体留存了大量集体资产,这为当地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,苏南地区因此享有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。其显著特点是,当地城市化进程难见“钉子户”和暴力拆迁,农民进城后可以迅速适应城市生活。苏南的城市化经验表明,小城镇虽在空间形态上几近消失,但其制度内核却在大城市中保留下来,大城市战略的成功恰恰源自小城镇的发展基础。

另一方面,在探讨小城镇问题时,应区分两种小城镇类型:一是主要以生产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;二是主要以生活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。那些还具有活力的生产型小城镇,大都具备了产业集聚条件,如浙江的一些小镇,通过早期私营经济的发展,逐渐聚集了某个产业,形成完整的产业链,并具有较大市场占有率。中西部的一些小镇,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工业园承接东部地区的某些产业,也可以激活小城镇的活力。

新世纪以来,大城市在积聚人才、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越来越具有优势,生产型小城镇则越来越少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以生活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越来越多。客观上,这与最近十多年的大城市战略密切相关。农民工进城后,村庄逐渐失去生产功能,其生活功能也逐渐衰微,尤其是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满足,小城镇恰是一个提供完整公共资源配套的生活空间。

更为重要的是,小城镇为城市化进程中的“摇摆人口”提供了蓄水池。那些没能力在大中小城市安家落户的农民工,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小城镇实现稳健的城市化:进可进城,退可回乡。在这个意义上,生活型小城镇是有序、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必要条件。

在大城市战略主导城市化的前提下讨论小城镇问题,一是要重新评估生产型小城镇的历史定位;二是要准确认识生活型小城镇的现实与未来定位。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,生产型小城镇已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,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培育出来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市民精神,在大城市更有用武之地。因此,小城镇战略与大城市战略与其说是相互竞争、互相排斥的关系,还不如说是一种递进关系。但这不意味着生活型小城镇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恰恰相反,合理布局基础设施良好、公共服务完善的生活型小城镇,既关系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,更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。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,其主导目标不是凭空制造生产型小城镇,而是合理配置公共资源,建设高质量的生活型小城镇,为“半工半耕”农民家庭提供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良好生活空间。

简言之,小城镇的出路不在于与城市竞争生产功能,而在于承接国家“以工补农、以城带乡”战略,发挥为“半工半耕”农民家庭提供“人口蓄水池”的优势。居住在小城镇的人口,既可以是农民,也可以是市民,他们因进退自如而安居乐业,为我国城市化顺利推进提供稳定器。(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)

( 编辑: 小娜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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