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锺书在小说《猫》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。一般认为，《猫》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，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，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。这个陆伯麟，钱锺书在小说中描写道:“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……除掉向日葵以外，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。……中国文物不带盆景、俳句、茶道的气息的，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。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。”

　　钱锺书在这里叙述时用了一个“作人作文“，其实已暗示了这位小说人物的来历。至于这位陆伯麟的言论，在钱锺书笔下，就更让人往周作人身上去想了。陆伯麟说:“这些话都不必谈。反正中国争不来气，要依赖旁人。跟日本妥协，受英美保护，不过是半斤八两。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。要说是国耻，两者都是国耻。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，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。我倒宁可倾向日本，多少还是同种，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点。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。”钱锺书还借书中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对陆伯麟作了这样的评价:“这地道是‘日本通’的话。平时的日本通，到战事发生，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，变成‘通日本’。”钱锺书还说这位陆伯麟“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，他的故乡叫不响；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，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”。

　　钱锺书写《猫》是在1946年，当时绍兴确实在杭甬铁路线上。“某籍某系”是著名的“闲话事件”中陈源的说法，主要指当时北大国文系中的浙籍“太炎门生”（如马幼渔、马叔平兄弟，周树人、周作人兄弟，沈尹默、沈兼士兄弟，钱玄同，刘半农等），这早已为人们所熟悉。由此判断，《猫》为钱锺书对周作人的讽刺，完全有史实依据。

　　1956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《论阿Q》，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性格，曾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，但钱锺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。他指出，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。钱锺书以《夸大的兵》《女店东》《儒林外史》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、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，杨绛也和钱锺书持同样的看法。钱锺书的这个认识，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，这也反映出钱锺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。

　　夏志清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讲述钱锺书的小说《灵感》时提道:“主人公是个声名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，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。他卧病在床，心中气愤难遣；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（这使人记起垂危的鲁迅所得到的景仰，但这位作家较似蒋光慈、曹禺和早期的巴金混合体）。”

　　水晶在《侍钱“抛书”杂记——两晤钱锺书先生》中记述了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时，他向钱锺书提出的一个问题——当时他们忽然发现，忘了问钱锺书关于鲁迅的观感，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钱锺书回答:“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，但是他只适宜写 ‘短气’（Short-winded）的篇章，不适宜写‘长气’（Long-winded）的，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，应当加以修剪（Curtailed）才好。”